□俞焕全
整整30年没下乡挑过担了。我的床架顶上却一直静默地躺着一根扁担。它是陪我走了好长一段困苦人生旅程的挚友。每次大扫除，我都把它取下来轻轻地拭去尘埃，又小心地安放原处，视它为宝贵文物妥为保管。每当它斑驳的容颜展现眼前，我的心绪就如大海波澜久久不能平静，知识分子从前那困苦屈辱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后幸福尊严的日子异彩纷呈，令我感慨万千。
改革开放前，我当了25年教师。1953年秋我被分派到一山村小学教书。月工资18元。校舍是破旧的泥砖祠堂。教室无窗，墙壁连石灰也不刷。晚上两个教师挤在一间房一张床里，连透气窗也没有，又暗又闷。我牢记读书时老师的话：“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地位崇高，受社会尊重。你们要树立专业思想，艰苦奋斗，全心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吃苦耐劳，遵纪守法，全身心投入培养“三好”学生的工作中，取得了出色成绩，评上了优秀教师。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和所有的教师一样，头上还是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帽和“要不断改造思想”的紧箍咒。“改造”的主要途径就是干体力劳动。那时，教师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成块成段的有4次：春假、秋假、暑假、寒假，约4个月。另外，还有不少次是临时的；或半天授课，半天劳动；或白天授课，晚上劳动；或平时授课，星期天劳动。考量“改造”的诚意主要看是否怕苦怕累。我是年轻人干轻活是不行的，只好拣最苦最累的挑担活来干。起初我用一根硬竹竿作扁担参加劳动。插秧时节我挑秧。稚嫩的肩压上沉重的秧苗担，在泥泞狭小的田埂上走已很吃力，还要挑进软绵绵滑溜溜的深泥田里去就更艰苦了。那时的农民是被裹挟加入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他们挑了一会就蹲在田头捧起水烟筒熬“烟粥”，借机歇一阵。我再累也不敢歇，咬牙挺住；人家停工抽烟名正言顺，你不抽烟停工就是偷懒，证明你“改造”没诚意！一天下来，肩头又红又肿。晚上做梦，自己像孙悟空那样找了个替身挑担，可醒来后只是一枕黄粱。次日，学生家长李大伯给我送来一根扁担，说：“俞老师，我看你挑担好吃力，昨晚特地为你制造了这根扁担。这是老勒竹做的，中间挨肩部分较宽，可以分散压力，两头稍微上翘，逐渐刨尖削薄，挑起担来上下颤动，肩膊就轻松些啦。”我谢过李大伯，接过扁担去挑秧。真的，挑起秧担颤悠悠的，轻松了许多。从此，这根扁担就成了我的伙伴，每次劳动我都带上它。我用它挑过抗旱保苗的水，挑过造田造地的土石，挑过夯筑水库坝首的黄土，挑过大炼钢铁所需的木炭……
“文革”中，我这“臭老九”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挨反复斗争，遭歹徒毒打，五花大绑，挂牌游街，剥夺了授课权，被押去干体力劳动，最后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押回原籍交治保主任管制劳动。歹徒以受株连为威胁，迫漂亮的妻子与我离婚。妻子坚决拒绝。于是作为优秀教师的妻子也当了农民。在一年多刻骨铭心的痛苦屈辱的“劳改”日子里，那根扁担一直陪伴着我。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毅然决然摘掉了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臭帽子，践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英明政策。从此，知识分子扬眉吐气，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工资提高了好几十倍，住上了漂亮的钢筋水泥楼房，地位极大地提高。我和妻子不但恢复了教师职务，而且受到重用，先后当上了主任、校长。我妻子黄兴球还当上了乡人大代表、县党代会代表，1988年光荣地出席了中共北流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废除了“劳动改造”的紧箍咒，所有的教师都不用下乡劳动改造了，可以潜心钻研教学业务了，星期天、假期可以自由安排了，或休息，或自修，或旅游……随心所欲。于是，我的扁担也退休了。但是，我舍不得丢弃它。在困苦的日子里它帮助过我。我感激它，把它作为文物保存，以记住那段屈辱的历史，更加珍惜今天尊严的倒吃甘蔗越来越甜的幸福日子。
改革前后两重天，屈辱尊崇泾渭明。抚今忆或，不胜感慨，特以小诗一首抒怀：
教师今昔
位卑俸少破祠中，沥血育苗赤胆忠。
每遇假期牛套耙，一逢运动鸟惊弓。
俸厚位高上座荣，校园胜画大楼崇。
专心致志耕耘事，桃李芬芳映日红。
来源:玉林日报
责编:吴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