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志光
何柱国率领东北军对日本侵略者的奋起反击，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们以无畏无惧的精神，与山河同在的气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振奋了民族精神。更可贵的是，这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序战，是在蒋介石不许抵抗的背景下发生的。
极大激发了抗战浪潮
山海关的失陷，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震动，各团体各组织和报刊发表评论，责蒋、赞何，就是指责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赞扬柱国拼得有骨气。
从当时的《新北平报》文章可见，从中足见当时群众情绪。
1月17日报纸文章：
“国不保，饭碗焉能保……山海关为中国东北门户。第一天险，实即中华民族生命最后的决斗地，日本注意了一年有余，若是中央早有点办法，何至于让何柱国孤军独挡日本整个之师!现在全国人民的喉咙都快喊破了，不见中央的空军及海军来帮忙！”
1月18日报纸文章：
“中国的海军、空军哪里去了？前天在前线，何柱国亲自对老百姓说：‘榆关之失，是日本先用坦克冲进南门，而当时安德馨一营活活以肉体去拼命，试想以血肉之躯挡无畏的炮车，哪能不牺牲如此之多？’宁可毁个人躯肉，捍卫国家，可歌可泣，只此证明中华民族精神不死。”
1月4日，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出决定：第一，敦促张学良率东北军出长城反攻；第二，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第三，呼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
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中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轰及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政策将更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
3月5日，日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开始分兵进犯长城各隘口。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调动了包括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在内的17个军30多个师，总兵力约20万人，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长达５００多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展开阵地争夺战。中国军队在武器远不如日军的情况下，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为红军北上抗日让路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武装反蒋”口号，同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宁晋停止内战，国共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是，蒋介石无视中华民族生存所受的严重威胁，无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合理倡议，仍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1936年，任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军长的何柱国率骑兵军及东北军数个步兵师，为了阻止红军前进，以总指挥官的身份奉命挥师从甘肃东部的西烽镇自东向西移防。不久，蒋介石的命令从固原、庆阳一线北犯。随后，何柱国直接率领4个骑兵师和第三十五师残部，集结在固原、七营之间的狭长地带。这时，彭德怀所率的第一军团也驻扎在海原、同心城之间，双方军队形成对峙局面。
为了全面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号召各军团、部队的领导人，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国民党各派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国民党军队的长官发出规劝性、倡议性函电，或派代表与他们当面商谈，尽快促成停止内战，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
一天，彭德怀司令员派人给何柱国送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彭德怀坦诚地说，当前抗日救国是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的庄严使命，应该不分党派和政治见解，同舟共济，共同抗日。并建议东北军让出海原、同心城一线，全部撤至固原以南，以协助红二、四方面军顺利北上抗日。彭德怀在信中还郑重地保证，红军在何柱国部南撤的过程中，决不进行任何袭击行为。
彭德怀的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何柱国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把自己的参谋长孟绍周叫来，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何柱国告诉孟参谋长，此时他在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比：“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不断进逼华北。1933年，自己率五十七军驻防山海关，面对日军铁蹄践踏，他怒不可遏，遂下令与日军奋战。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取得了不小的战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发来急电，要求何柱国及其所属各部，立即停止一切抵抗。军令难违，眼看大好江山受日寇的蹂躏，何柱国不禁长叹，全军将士也心灰意冷。而今，红军不远万里北上抗日，东北军的许多将士被红军的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所感动。
何柱国颇有感慨地对孟绍周说：“此时不正是东北军为国奋起抗日的大好时机吗？现在国难当头，只有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团结一致，方能抵御外侮。在这紧要关头，你我若阻挡抗日，围击红军，当成为历史罪人，将永远被后人唾骂！”孟绍周表示，完全赞同他的见解。不久，红军炮兵创始人朱瑞得以与何柱国军长见面，两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并且达成了两军共同抗日的协议。
于是，何柱国不顾个人仕途的光明与否，甚至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毅然决定为红军让路，让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为了造成既定事实，他们严守机密，多次研究撤出海原、同心城的具体措施，并且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指挥。
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感召下，何柱国将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伟业做出了一次历史性贡献。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何柱国率部开赴山西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太原保卫战，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浴血奋战，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何柱国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任全国政协常委。
只打日寇，决不向新四军放一枪
1936年秋，在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要求共产党到太原联系和谈，红三军团第一纵队政委，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彭雪枫受毛泽东委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进晋与阎锡山谈判，使红军顺利到太原集中。
新四军第六支队到达淮北， 彭雪枫派支队联络科长任泊生去沈丘，拜会国民党骑兵军军长何柱国。
何柱国和任泊生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何柱国知道任泊生在新四军任职，对他的到来，十分热情。互致问候后，任泊生递上彭雪枫致何柱国的亲笔信，刚想开口，谁知何柱国倒先赞扬起彭雪枫来。说：
“彭司令，将才，将才！”
“柱国军长同我们彭司令认识？”任泊生惊喜地问。
“认识！‘西安事变’时，彭将军，”何柱国说，“呵，就是彭司令，随贵军叶剑英、徐向前到东北军去，我就同彭司令接谈过。彭司令可是能言善辩，胸藏经纶呵！把我的骑兵军里好多人都说服了。不然，东北军能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努力，你们彭司令也有一份功劳！”
何柱国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少帅被囚，东北军四分五裂，我被调到这个僻壤地区来。蒋介石对东北军是不会再信任了。我本已心灰意冷，但目前民族危亡，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共产党真心抗日，这是天下共鉴的。我同彭司令有共同语言。老同学，请带个口信给彭司令， 柱国会同新四军和衷共济、共赴国难！”
任泊生欣喜地说：“柱国军长深明民族大义，作为老同学，我就放心了。我一 定向彭司令汇报，转达柱国的诚意。”
任泊生回六支队后，将何柱国所说，原原本本向彭雪枫作了汇报。
接着，彭雪枫派参谋长张震去骑二军，同何柱国洽谈了具体合作事宜。又派政治部副主任吴芝圃，带拂晓剧团，到骑二军慰问演出。慰问演出的第二天，应六支队邀请，何柱国带着参谋长喻建国和部分师团长，来到新兴集，作为对吴芝圃所率慰问团的回访。何柱国还带来一部分食品等礼物，慰问新四军将士。六支队召开了欢迎大会，热情欢迎。
在欢迎大会上，彭雪枫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何柱国将军和东北军将士，是张学良少帅的部下，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 不仅在‘西安事变’中逼蒋抗战功勋卓著，而且在目前民族危亡之际，晓以大义，与我军竭诚团结，共驱日寇，是我们真正的友军！”
何柱国致答词。他说：
“彭司令员和新四军官兵，忠心抗日，有口皆碑。我们决心与你们亲密合作，精诚团结，共歼日寇，还我河山。我在这里向你们作出承诺：只打日寇，而决不向新四军放一枪。”
经过彭雪枫的努力工作，六支队与骑兵军建立了“切实联系”，争取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局面。对此，彭雪枫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经过艰苦工作，我们同骑兵军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争取了和平，使我们能够和平地发展。”经中央同意，六支队还同何柱国交换了电台密码，互通情报。何柱国支援了六支队许多弹药，帮助开通了通向津浦路东西四、五支队及中共中央华中局，经新兴集、沈丘、周口、漯河、郑州、洛阳、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线。1939年9月，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到沈丘后，何柱国派出警卫部队，把代表送到洛阳， 安全转赴延安。华中的许多军政领导干部去延安，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平安通过的。
来源: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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