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梁智华 禤繁 何志国
在1939年风烟滚滚的抗战烽火中,在中共广西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很多玉林妇女以现代新女性的战斗姿态,先后冲破了旧社会的重重枷锁,纷纷加入到当地成立的妇女抗日游击队。记者从玉林市党史办提供的有关资料中了解到，当时玉林境内共成立了５支妇女抗日游击队，其中陆川有４支，北流有一支。这些妇女抗日游击队或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救国，或组织生产,发展生产,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或发动募捐,慰劳抗日功高的前方将士,开展了许多活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玉林妇女主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的事迹，当时的《广东妇女》和《广西妇女》两种期刊都赞美她们是“南国的巾帼英雄”与“妇女解放先锋”，而郭沫若、夏衍在他们主编的《救亡日报》上歌颂她们是“英勇的民族女战士”、“现代花木兰”
陆川妇女抗日游击队———冲出封建时代深闺投身抗日救亡队伍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陆川妇女受到极大的感召，她们挣脱封建枷锁，从深闺及厨房中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场上。1939年，在抗战的烽火中，陆川的西稔、米冲、清湖山口、陆城分别成立了４支妇女抗日游击队，共有160多人。
踊跃参加游击队 争做妇女解放先锋
1938年，东北、华北、华中及东南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南宁、柳州、梧州也经常受到敌机的轰炸。日本侵略者封锁了一切海岸，整个中国只剩下广州湾（湛江）一条出海通道。陆川位于上接玉林、贵县、黎塘与湘桂铁路相接，下通廉江、湛江的交通要塞。自陆川成立战工团后，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共产党员、回乡学生、县中小学生、进步青年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潜伏着巨大的进步意识的陆川妇女们也在地下党的宣传教育下，挣脱封建枷锁，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
1939年，地下党龙河地区横山党支部以学生抗日宣传队为基础，组织发展有农村及各阶层妇女和青年女学生参加的抗日武装女游击队，采取由小到大，由党员带动全村，由全村带动一大片的方法。地下党横山支部书记李端才带头动员了自己的爱人冯锦英第一个报了名，随后共产党员李增瑞、梁德昭的爱人也相继报名参加，近一个星期就发展到三四十人，组成了陆川第一支妇女抗日游击队。
抬头挺胸走出家门 勇敢挣脱封建枷锁
妇女抗日游击队刚刚成立，反动封建势力对她们进行大肆诬蔑，说什么“西稔妇女游击婆，吃饱牙根睡草坡；愿看三千狗虱来过河，不愿看你这帮游击婆”。面对封建势力的打击，队员们当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们贴出小字报，揭露封建势力企图破坏抗日运动的丑恶嘴脸，并两次行军到乌石、良田进行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大唱“西稔妇女打先锋，参加游击最猛勇；苦练本领杀鬼子，鬼子不灭不回乡”。
在她们的带动下，陆川广大农村妇女纷纷冲破家庭束缚，要求参加抗日游击队。大桥有一位热心的爱国人士周老太太，就慷慨地把自己积存多年的1400元桂币拿作经费，带动25人成立了米冲妇女抗日游击队。清湖山口以姐妹会、读书会为基础，联合年轻婢女61人组成。在陆城，以战教团的女同志为骨干，吸收县城附近的一部分积极分子，也成立了大约30人一支队伍。乌石镇坡脚村的罗曼竟、罗曼章、罗曼坤三姐妹从小生长在官僚绅士家庭，当父亲听说她们三人都要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气得暴跳如雷，还把她们锁在房间里。有一天晚上，一阵阵“松花江上”的歌声从外面传入她们的房间，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了，半夜趁机打破玻璃逃了出来，摸黑走了４０多里来到县城加入了抗日游击队，成为陆川妇女运动史上的佳话。
1939年初秋，西稔妇女抗日游击队曾进行了一次“长征”，从西稔到乌石，由乌石到盘龙，自盘龙到陆城，由陆城达玉林。每到一个地方，写标语、画漫画、贴墙报，群众都热烈欢迎她们，仅在乌石一个星期就获得募捐桂币7000多元，并有110多名圩上及农村的家庭妇女自动前来报名参加抗日游击队，附城也有一些受了中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小学教员、女学生、女职员及家庭和农村妇女80多人踊跃报名。
不爱红装爱武装 英姿飒爽保家园
当时，陆川成立的４支妇女抗日游击队的妇女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剪短了心爱的长发，留起了短发，更显得英姿飒爽。她们和男战士一样穿上灰布军装，腰间扣上皮带，腿上打起裹腿，脚上穿着草鞋，肩上还扛着武器。除了军事、政治、文化知识外，她们还学习卫生、防空、防毒等技能，另外也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锻炼，这些女游击队员改变了以前消极的生活态度，变得乐观向上、朝气蓬勃，虽然皮肤被晒黑了，但是也变得更加强壮了。在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上，她们参加了县妇女抗敌后援会举办的抗日救亡技能比赛，在歌咏、话剧、演讲、论文、爬山、射击、球类、民歌、战时常识的比赛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当时的《救亡日报》报道说：“她们活泼严肃的学习精神，紧张热情的工作，表现出她们潜藏着的中华民族妇女的伟大力量。”
北流妇女抗日游击队———挣脱“三从四德”枷锁争做妇女解放先锋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日军有沿西江而上入侵梧州之势，广西岌岌可危。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中共广西地下党积极领导，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和发动各阶层爱国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时，桂系当局为了利用民众的力量抗日，批准成立一些民众抗日团体。1939年1月，北流县当局同意成立了北流县战时工作团（简称战工团）。地下党则利用战工团发展进步势力，壮大我党的力量。同时，相继建立一些抗日救亡团体，推动了抗日运动的深入发展。1939年冬，日军先后侵占广西南宁、北海等地，抗日形势越趋紧张，日本飞机也常到玉林境内骚扰，眼看玉林也将由后方变成前线。1940年春，在中共广西地下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北流县当局同意以新圩区政府的名义成立北流妇女抗日游击队，队员来源面向全县招收。该队由北流战工团新圩战工队直接组织领导，实际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抗日救亡团体。
当时，在封建意识笼罩着的旧中国，要建立一支妇女游击队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农村一些封建顽固分子肆意攻击，冷嘲热讽，说什么“世上只闻公鸡啼，不见母鸡也会啼”，“姑娘媳妇拿枪去操练打仗，岂不成了怪事”。在北流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北流战工团为主体，采取各种形式，深入乡村、农户宣传发动，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新圩战工团还组织宣传队，由北流地下党县委书记熊景升、中共党员李志仁、陈维拉、李力夫等亲自带队，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到新圩区各地开展宣传工作，并举行文艺演出，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鼓动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随时准备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时，新圩湴垌乡有不少群众听了宣传后，流着眼泪说：“日本侵略者践踏我们的国土，蹂躏我们的同胞，谁不痛心，谁不愤恨！”“我们要组织起来，保卫家乡”。李力夫的爱人陈一新，经其丈夫动员后，首先带头报名参加游击队，并帮助发动其他进步妇女踊跃报名参加。一些进步青年不顾家庭的阻拦打骂，毅然挣脱“三从四德”的枷锁，冲出封建时代的深闺，投身到抗日的队伍。1940年3月20日，一支40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北流妇女游击队在北流新圩正式成立。
北流妇女抗日游击队队长由李志仁（新圩战工队地下党支部书记）担任，副队长由陈维拉、李克芳（地下党员，战工团员）担任，军事教员由李力夫（地下党员，四吉乡乡长）负责，文化教员由庞辉云（战工团员，后入党）负责。全队分为三个班，第一班班长梁锦贤；第二班班长陈一新；第三班班长陈谓昭。游击队员都是２０至３０多岁的青壮年妇女。大多数妇女思想进步，能主动接受党的教育。后来，北流地下党通过培养教育，陆续吸收了陈一新、陈奇娟、陈启英等进步青年入党，在游击队内建立了党小组，小组长由陈一新担任，党小组隶属新圩战工队党支部领导。
当时，北流妇女游击队的经费是十分缺乏的，主要是由国民党北流县独立团和新圩区政府资助一些。三四十个队员住一间小瓦房。她们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只有生活费9元，吃的主要是青菜辣椒粗米饭，有时甚至吃稀饭。她们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鞋自己织草鞋，没有菜就发动附近的队员从家里拿些青菜、腌菜来大家吃，没有主粮以杂粮代替，她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欢笑和歌声，她们最爱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和《流亡三步曲》等革命歌曲，那雄壮有力的旋律激励着她们奋发向前。
1940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害怕抗日的进步力量的壮大，危及他们的统治利益，逐步强令解散一些进步的抗日团体。此时，北流县国民党当局也停发了妇女游击队的一切经费，强令解散了这支刚成立三个月的抗日队伍。
北流妇女游击队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是不小的，它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妇女骨干。游击队解散后，一些妇女回到农村仍然继续坚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的支持和掩护地下党的工作。大部分妇女在后来的各个革命时期中，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来源: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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