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智华 通讯员 黄绵寅
8月6日上午，记者从玉林市委党史办罗钢军整理的有关史料中了解到，郁林群生书店原名叫新生书店，开办于1936年10月，距今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因此，如今的玉林市民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以前的群生书店，也就不足为怪了。
1936年6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发动抗日倒蒋的“两广事变”，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号。为了寻找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利用革命的进步力量，他们不得不在钳制人民自由，特别在压制共产党活动上稍为放松一点点。因此，允许摆卖、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从事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共广西地下党就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选派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通过合法的方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广西地下党负责人陈岸、黄彰决定在郁林城开办一个书店，作为党的宣传阵地，以推动郁林五属抗日救亡的开展。地下党员凌建平和黄经柱同志受党组织的指派，共同负责筹办书店。为了解决资金，他们分别在北流、陆川等地以股份集资的形式，发动亲朋戚友投资办店。凌建平亲自动员父亲把家里的三亩地卖掉作为资金投股。为了联系书源，黄经柱到梧州与设在该地的上海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广州公司等单位取得了业务的联系。同时，凌建平又在郁林城上横街的省立郁林初中附近（现市三中斜对面）选择姓刘的一间房子作门店。10月，筹办工作就绪，书店正式开业，店名为新生书店，凌建平任经理，有店员3人。
书店除销售一般的书刊以外，主要选择了一些内容进步的文学著作和社会科学丛书，大量的是选择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杂志。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而已集》、《华盖集》，译著《毁灭》；茅盾的《春蚕》、《子夜》；巴金的《家》、《春》、《秋》；曹靖华、郑振铎翻译的外国文学《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自学丛书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街头讲话》；李达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张仲实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当年畅销的期刊《文学》、《文学季刊》、《世界知识》、《读书生活》、《妇女生活》、《作家》、《光明》和《自修大学》等等。
新生书店开办前，郁林只有大同书庄这间书店，销售的是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刊以及中、小学教科书。这些书籍远远适应不了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需求，尤其是广大青年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追求。因此，新生书店开业后，每到一批新书刊，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几天就被抢购一空。陆川、北流、博白的青年和学生也到这里来买书。为了方便群众，书店的同志还肩挑货担到这些县城开书摊，尽量使群众有机会接触一些新书籍，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
1937年底，邹韬奋、金仲华等十多位著名文化界爱国人士从香港辗转内地路经郁林下榻。他们来到新生书店见里面挤满读者，书籍摆满桌子，塞满书架和玻璃柜，这些刊物中，进步的书籍不少，而且还有邹韬奋主编的《抗战》，钱俊瑞主编的《理论与实践》，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高兴地对书店的同志说：“想不到你们这个小小的郁林城，竟有这么一个进步的书店，真不简单。你们这样热心于抗日文化的宣传，中国有救啦！”当晚，邹韬奋、金仲华一行还应郁中学生的邀请，到学校为学生演讲，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后来，邹韬奋在武汉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上发表《桂游回忆·郁林的一夜》一文，高度赞扬了郁林青年的革命热情和思想。
书店开业不久，由于资金不足，批购回来的书刊数量不多，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大同书庄为了独揽生意，也想方设法压垮新生书店，店务有每况愈下之势，同时，书店销售大批进步书刊，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对此，陈岸、黄彰决定改组书店，把黄经柱从梧州调回新生书店，利用黄平夷是黄经柱同族叔父（黄平夷曾是国民党专员）之关系来掩护地下党的工作。为了再次扩大书店的股份，新生书店还布置人员到陆川、北流、博白及梧州等地发动投股，黄彰亲自到梧州发动征股。为了扩大经营能力和业务范围，还在陆川、北流、博白和兴业等县开展业务。1937年冬，凌建平调到桂林工作，黄经柱到新生书店接任经理。根据党的决定，书名易名为群生书店，把书店搬迁到县前路“果然饭店”附近一间姓唐的店铺营业。书店工作人员先后增至9人，其中党员3人。店铺面积约50平方米，楼上是书库及工作人员住室，后面纵深三间，最后一间是厨房。
抗战初期，特别是广州沦陷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以及华南的广东等大批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士辗转内地迁至桂林，使桂林成为当时抗战后方的文化中心。各种书刊的出版每日多达30余种，１０家报社每天发行各种报纸、杂志有150多种。书店扩改后，黄经柱到桂林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与出版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为主要任务的生活书店、读书书店、新知书店以及延安出版社等单位取得业务上的联系，因此，大批革命书刊源源不断地寄到书店来。如深受读者欢迎、重版了30多次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全译本，延安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以及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公开经营，在国统区翻印发行、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还有夏衍主编的桂林版《救亡日报》等等，使书店的销售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每天到这里寻求革命真理，向书问道的读者络绎不绝，在青年中影响很大。其中《大众哲学》、《论持久战》这些小册子销路最多，《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每日的销售量各150多份，年销量达5万多份，成为书店的抢销货。
郁林群生书店不但在北流、博白、陆川等县城以及陆川的乌石、清湖、石角等书店建立业务关系，而且推销的书刊还远销广东的廉江、化州、遂溪，以及合浦、北海等地，使书店成为这一带的文化宣传中心和发行进步书刊的推销点。
来源: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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