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大凡开会已越来越不遭人待见，尤其是一些不求实效、只图形式的“文山会海”更被人微词厌倦，以至深恶痛绝。正因如此，从中央到地方才千方百计采取多种纠正改进的措施办法。但平心而论，我们也大可不必不论青红皂白见会便排斥、逢会不“感冒”。比如，前不久发生的一则会议新闻，在我看来不仅显得必要，而且深值与会双方乃至社会各界的回味反思。
报载，就在甲申猴年元宵佳节的２月５日，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邀请京城６名知名大牌律师参加会议。用会议主办方的话说，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倾听这些“名嘴”为他们过去一年的反腐查案工作现场“挑刺”。（见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京华日报》，下同）
这场别开生面的“挑刺会”，有两个我决然没有想到的“细节”。其一，据称，这场“挑刺会”竟是北京检察官和律师之间“侦辩”双方的首次正式官方会面座谈；其二，会议主办方本打算安排一场“侦辩”双方轮流发言的座谈会，为此东道主还专门通知了全市多名区县院的反贪局长与会。谁曾想会议一开诸多反贪“精兵强将”愣是插不上话，因为被邀的６名“名嘴”大牌律师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他们争相发言几乎占满了３．５小时的全部会议时间。最终，一场原先设计的双方座谈会出人意料开成了名副其实的单方建议会。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次原本双方座谈会开成了单方建议会呢？本来律师个个大都能言善辩，在大众百姓心目中俨然“伶牙俐齿”、“铁嘴钢牙”的形象，况且受邀与会的尽是京城的大牌“名律”和“名嘴”，越发身手不凡、技高一筹。但我想这恐怕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
那么，之所以出现座谈会开成建议会的关键症结何在？单从记者介绍的材料看，一是检察官和律师即“侦辩”双方既缺乏正常必要的沟通，又没有建立彼此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机制。试想，自从１９９６年３月及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分别颁布实施至今，７至８年的时间过去了，期间又有多少全国人大单项法规、两高司法解释先后出台问世，京城的检察官和律师才第一次正式面对面坐到一起，共商“法”事、互抒衷肠，这怎能不让相对被动、身处“弱势”的律师们有如饥似渴之感？又怎能不让他们不牢牢争取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呢？别管你作律师的名气再大、牌子再响，不给你说话发言的场所平台只能徒唤奈何！二是众律师们有太多的“诉求”想要表达，有满腹的“牢骚”欲求倾泄。比如，他们对长期以来“会见难、取保难、取证难”的正当呼吁，他们对检察官考核机制重新审视的深层思考，他们对诸多便民措施真正落实到位的热切期盼等等。这些呼吁思考期盼不乏真知灼见，也尽显浓情厚意。然而，现实司法实践中的状况却不让人乐观，不令人满意，有的甚至怨声载道，已到了非彻底扭转改观的地步、非根本解决不可的程度！
由此，倒让我对会议本身不得不重新定位审视一番。生活中不是什么会都叫人望而生厌、闻之却步、惟恐躲避不及。正像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邀请律师召集的这次会议，尽管由见面会开成了“挑刺会”，从座谈会开成了“建议会”。实事求是讲，它没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年度会、总结会那么轻松老套、千篇一律，更没有人们见怪不怪的表彰会、庆功会那般体面风光、欢天喜地，但它的确是发现并改正我们工作中各种缺点与不足的会议，也真正是产生强烈共鸣受到普遍欢迎的会议。类似这样的“挑刺会”、“建议会”其最大的相通共同之处在于：不回避矛盾反而迎难进取，不粉饰太平进而求真务实。假若但凡会议如此开法，大概不仅与会各方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内都会从内心深处不嫌会多、只怕会少，人们不但不会出现厌会拒会、排斥会议的不良情绪，反而翘首期待，踊跃参与，以会为乐，以会为喜。□赵晨光
来源: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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