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０年２月１８日是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可兴业县葵阳新荣大贺村贫苦农民庞昌勤的小屋却是暖意融融的。儿子庞大恩的问世无疑为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黎明前的希望。
这是旧中国典型的农村家庭，父亲庞昌勤是一个勤劳节俭的本份农民，母亲吴氏是当时少有的未缠足女性。夫妻俩起早贪黑地耕种着唯一的两亩田（其中一亩是沙子田），农闲时父亲贩米到集市上卖，换油盐钱；母亲在家里养猪育儿。一家人省吃俭用凑够钱后，又买了一头母牛，经过精心喂养，母牛年年为这个家庭生下一头小牛。这头牛为家里获得一定的收入，也算是对主人勤劳的回报了。
庞大恩自幼聪明伶俐。父亲望子成龙，６岁时庞大恩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求学生涯的开端。
时光荏苒，转眼庞大恩就９岁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已经是上大馆的庞大恩，已能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为了回报父母，他除了抓紧学习外，还争着替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子年纪尚小已深明大义，这令父母颇为安慰。而更令父母感到骄傲的是，儿子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当地的秀才乡绅们看了是赞不绝口，都说这孩子年纪小小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将来一定了不起！
果然，庞大恩不负众望，１４岁时考入玉林五属中学堂（今玉林市三中）。
当时是共产党人朱锡昂在玉林五属中学堂任校长，朱锡昂经常给学生们灌输革命道理。这也无形中使少年的庞大恩接受了较深刻的进步思想，为他今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１９１８年，兴业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涝，县内连降大雨７昼夜，全县良田被淹１０．８万亩，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无家可归外出逃荒，有的人卖儿卖女。
在这个惨烈的背景下，庞大恩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在其父母精心安排下走进了庞大恩的家门。从此做了一辈子庞大恩有名无实的妻子。
姑娘叫陈绍荣，是同乡上中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的女儿。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能嫁到一个知书达理在乡里颇有口碑的好丈夫，陈绍荣自然是说不出的高兴。可是成婚的那一天，却是左盼右盼盼不到新郎的身影。
原来庞大恩为了反对父母为自己包办的婚姻，借口学习紧张要考试，不肯回乡成婚。
然而，乡人自有乡人的风俗，你新郎不回家，新娘也照样能娶进门。
庞大恩强烈反对这桩婚姻，他要求父母把陈绍荣送回去，说自己是四海为家的人，不能给女子幸福。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陈绍荣死活不愿走，说进了庞家的门生是庞家的人死是庞家的鬼。
庞大恩甚为无奈，也只有默认了这个妻子。
结婚后不久，庞大恩就与同窗好友北流梁士梓到广州日语补习学校进修半年日语后，即到日本留学。
时间瞬间即逝。１９２６年秋阔别家乡７载的庞大恩，再次踏上故乡这块热土。
今非昔比，此时的庞大恩已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在日本他十分景仰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伟大宏愿，决心追随先生进行救国活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与夏衍等留日学生到门司港谒见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教诲与启发。孙中山病逝后，他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发出“我欲斩长鲸以红大海！我欲埋奸臣以吐民恨！”的愤怒誓言。留学期间，他与夏衍等人先后领导组织爱国学生团体“行社”、“谈话会”和“同窗会”，开展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时事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活动。１９２５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组织进步学生“募捐救济上海劳动者”、“打快邮代电回国应援”。同年冬，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３月，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这次庞大恩回乡的主要目的是宣传革命。
留学的儿子回来了，做父亲的高兴坏了，摆了几桌酒菜请了些乡绅。另雇了８抬大轿到县城接儿子回家。谁知这倔儿子却不愿剥削穷人的劳动力，自己挑着笼箱走路回家。
做父亲的怎么知道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儿子，已不再是单纯的大贺村儿子庞大恩，他的另一半身份是：１９２６年７月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海报》编辑。这时，他改名“吴永康”，此后一直用这个名字。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
他是党的人，只有回到家乡时他才是父母、乡人的庞大恩！
人们认为留学生回乡自然是衣锦还乡，又见庞大恩挑了一担沉甸甸的东西回来，都以为是金银财宝。说庞大恩回来了，庞昌勤家可就要富裕了。当打开箱子来看时，大家都傻眼了，原来全部都是书。在采访时庞大恩的亲侄子庞家能说，庞大恩留学时带回家的书就有几藤箱，有中文的、英文的，还有日文的，如《资本论》、《解放》、《共产主义ＡＢＣ》、《孙子兵法》、《国际资本论》等等，他们兄弟几个小时候经常去翻阅。
留洋学生回乡前途一定无量，谋一官半职不是难事。乡绅和有钱有势的人物都来巴结。父亲身份也一下提高了似的，他要求儿子同乡绅们见面，儿子却说，我不能同这些人同坐一条板凳！气得父亲哭着求他，他死活就是不肯见这些有钱人。
这留学生回乡不见官不见贵，却与穷苦父老乡亲打得火热，晚上还经常跑到卢氏宗祠去演说，向群众们宣传革命道理。
丈夫回来了，做妻子的是多么盼望能躺在他那宽厚的胸膛上，听他那澎湃的心跳声；听他对自己喃喃细语说上些体贴话语，说些夫妻间的私房话……
可是夜来临时，丈夫没有走进自己的房间，而是与一个瞎眼的长工住在一起。
虽然对丈夫的行为有怨言，陈绍荣却无从说起。能见到丈夫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丈夫太伟大，不但在兴业宣传革命，还到邻近的桥圩、玉林等地宣传革命道理。听说还带人砸了几十烟枪。对这些陈绍荣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丈夫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拥戴，忧的是权贵们容不下他。
当时伪政府曾要求他与北流的同学梁士梓一起办矿山，庞大恩说国家都是这个样了办矿山有什么用。有人问庞大恩你留学回来了可找个官当了，他回答当什么官，当官剥地皮呀！他家原养有个奴婢，他叫送回人家，要不然就当女儿养起来。他还经常同年轻人倾谈，说全国要变一个样，全世界要变一个样。
这样的人伪政府自然是容不下，不久他们开始盯上庞大恩。一个月后庞大恩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父母要求他把妻子带出去，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庞大恩坚决不允。只带了妻弟陈绍南一同去。这无疑也给了妻子陈绍荣一丝安慰。
谁知这一别竟成永别！
庞大恩把妻弟陈绍南带到上海后，就把其送到上海农业畜禽学校读书。
不久国共分裂，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残害共产党人。伪兴业县政府也乘机镇压革命力量，他们对庞大恩在家乡播下不可磨灭的革命火种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抓庞大恩。
他们知道庞大恩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址，就伪造庞大恩家书，寄到上海，并与上海警察机关勾结，出重金缉拿庞大恩。
家书寄到上海农业畜禽学校，陈绍南见到写给姐夫的信，就代收了。谁知立即被当局逮捕。
国民党当局抓到陈绍南后，经过了多次审问，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然，才不得不把陈绍南给放了。
此后，庞大恩给家人写信就更小心了。
１９３２年４月８日他给胞弟庞大慈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他告诉家人，自己做的是正经事，而且是天地间最正经的事。信中也提到了妻子陈绍荣，说：“对于我的老婆我不能自养，一来麻烦你们，二来她处境太可怜。我觉得心里万分不安，总是觉得对不住她，对不起你们。但我实在无法，只望大家原谅。听她自由，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外面没有别的女人，也不曾嫖过。我的心思是对得住人的，只是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回家。”（《玉林市志》革命烈士家书原信摘录）
庞大恩离开家乡的第二年，不幸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家庭，父亲庞昌勤因劳累过度离开了人世，胞弟庞大慈在一次打扫牛栏时因失火被烧成残疾，造成耳聋口哑，从此失去劳动力。
家庭的重担一下落在妻子陈绍荣与母亲吴氏的身上，小妹庞琼玉当时年纪尚轻。庞大恩当年本想带小妹出去求学的，但由于诸多的条件不允许，也只好做罢。对这些庞大恩时时挂在心上，不能释怀。在最后的一封家书中他写道，小妹琼玉，我本想带出来读书的，如今也无法带了。嘱咐小妹将来嫁人不要嫁给富人家，要嫁给做工人家。
从家书中可见庞大恩对家庭的牵挂，但投身革命即为家，又不得不割舍。
写过这封信后，庞大恩与家里断绝了书信来往，双方互相不知情况。
１９３２年４月，庞大恩奉命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四方面军刊物《红旗》编辑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秘书。同年１０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３年２月，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并代理中共通江县委书记。１９３４年春，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１９３５年随军长征进入川康两省边界，任中共川康省工委书记兼川陕省委财委会主席。同年底，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指示分裂党和红军，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庞大恩被任命为“西北联邦政府财政部长”，兼任中共大金省委常委，直到１９３６年秋，“西北联邦政府”撤销。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随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到达甘肃省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这期间，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进发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１９３７年３月，在祁连山与敌作战壮烈牺牲。
后记
庞大恩牺牲的事情家中人和玉林、兴业政府都不知道，一直到１９５３年，庞大恩的留日同学夏衍写信到北流县查找吴永康，那封信又被转到玉林时，家里人才知庞大恩已壮烈牺牲。
当时庞大恩家里处境非常不好，在土改复查时被划为地主。一家９口人被赶出祖屋，住到村中的二间小屋里。
１９５２年９９岁的母亲去世。
１９５３年弟媳也被饿死，丢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妻子陈绍荣带着孩子们渡过了漫长艰辛的岁月。
１９６２年操劳了６２个春秋的妻子陈绍荣也因患病去世，结束了她寂寞与期望的一生。
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庞大恩一家终于摘下地主那顶扣在头上近３０年的帽子，终于又搬进自己的祖屋。
目前，庞大恩所在的葵阳镇已被列为革命老区，祖屋已被重点保护。
（注：以上资料均由玉林市党史办，玉州区党史办，中央民族魂网站，庞大恩亲侄子庞家能提供）
□黄春艳蒋寿荣庞丽
来源: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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